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意蕴

王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深刻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用三个“新就新在”概括了我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这是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在我国乃至世界政党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广阔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政党政治史上，都有特殊意义和独特价值。

秉承传统“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底色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我们从历史的发展和经验中体会到，国家团结统一才能抵御外侮，才能走向繁荣富强。传统“大一统”思想在新时代意味着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政权，并在广泛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包容不同意见。要坚决落实“两个维护”这一根本政治任务。中国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影响着民族性格养成和政治模式选择，也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实践。这一文化基因促使国家制度建构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成为必然、整合不同党派政治力量成为可能，民主集中制成为准绳，塑造并维护了团结统一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长时间的具体实践，已然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稳定格局。而正是这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制度架构，把集中统一性与政治参与有机统一，实现整体利益和各方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这种特有的制度优势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具有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同时保障民主党派自身的独立性和法律地位平等，确保了制度本身的良性互动，促使高度统一与多元融合的文化特点实现了“大一统”的现代转型，汇聚起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向心力，为人类政治文明和世界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模式。

发扬传统“和衷共济”精神。传统“和衷共济”思想在当代意味着同心同德、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共同追求理想。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实质内涵的中国梦，体现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价值旨趣，进一步弘扬传统“和衷共济”精神，培育和增强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忧患意识、使命意识、风险意识、斗争意识，实行问题导向、实践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推进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共同合作，“发布‘五一口号’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格局。”人民政协成立并确立为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使得一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与了国家政权及国家事务管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聚集各方力量，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地共筑中国梦，打造政党合作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发挥“兼听则明”政党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东汉哲学家王符在《潜夫论·明暗》中指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而后，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魏征劝谏唐太宗演变而来。“兼听则明”意为只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才能明辨是非，作出正确判断。而协商民主的要义就是通过商量办事，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真实反映群众心声。中国政党制度优势明显，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推进国家发展。多年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常规的政治生态，政党协商有着许多制度化安排，如重大决策前召开座谈会征求民主党派领导人意见，重要人事安排事先听取民主党派领导人意见，重要情况及时与民主党派沟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政党协商走在前列。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能够有效克服少数利益集团固守自身利益、难以统筹全局的局限性，确保了协商始终朝着形成共识的方向推进。

（作者单位：大兴安岭地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