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凯
中医药服务下沉乡村，不仅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问题，更是一个乡村治理问题。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中医药“扩面、提质、扬优、补短”的八字方针。从乡村治理视角审视，这八字方针对应着乡村治理体系中的空间正义、治理效能、内生动力与民生兜底等核心命题。四川作为中医药资源大省，乡村地区中医药服务长期面临资源“下不去”、人才“留不住”、服务“用不好”的现实困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如何重构乡村中医药服务的治理机制，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是“十五五”时期四川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四川乡村中医药服务的治理困境
第一，资源配置的“中心—边缘”结构固化。成都及区域中心城市高度集中了全省优质中医资源，而甘孜、阿坝、凉山等民族地区和边远乡村的中医药服务可及性虽有改善，但优质资源下沉缺乏稳定的制度化通道，“最后一公里”更多依赖临时性行政推动，缺乏可持续的治理安排，折射出乡村治理中的空间非正义问题。
第二，基层服务“空心化”现象突出。中医馆虽已覆盖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但“有人有馆、无人有术”，能看病、看好病的中医人才严重匮乏，导致设施闲置。其根源不在于硬件投入不足，而在于乡村医疗卫生人才的“引育留用”机制未能嵌入乡村治理整体框架，薪酬激励、职业发展、乡土认同等治理要素存在系统性缺失。
第三，重点人群服务回应性不足。面对乡村深度老龄化与留守儿童健康问题，中医药在老年综合征管理、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干预等方面尚未形成可及的服务供给，治理供给与村民真实需求之间存在错位，乡村治理的回应性有待增强。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提质增效路径
第一，扩面：以县域医共体为载体重塑乡村治理单元。管理者应将中医药服务网格化布局嵌入县域医共体建设，以县级中医院为枢纽、乡镇中医馆为节点、村卫生室为末梢，构建“县乡一体、乡村联动”的中医药服务治理网络。推动从“机构覆盖”向“服务包覆盖”转变，依托乡村治理的网格化管理机制，确保每个行政村能够提供基本中医药适宜技术。针对四川山区交通不便的特点，运用“互联网+中医药”推动省市专家资源“云端下沉”，以数字乡村建设赋能服务可及性。
第二，提质：以机制创新破解人才与效能难题。一是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允许其突破绩效工资总量限制，将中医药服务收入主要用于人员奖励，体现中医药劳务价值，把人才激励嵌入乡村人才振兴政策体系。二是建立全省统一的中医馆建设与服务标准，以标准化治理缩小城乡服务质量差距。三是深化医保支付协同，延续并扩大四川已有的政策实践，降低中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落地中医优势病种保障、对中治率实施医保倾斜支付等，形成医保政策撬动基层服务的治理合力。
第三，扬优：以乡土资源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四川拥有火神派、伤寒派等学术流派底蕴和青城山、峨眉山等文旅资源，乡村是这些资源的主要承载地。一是突出“治未病”，推动乡村中医药服务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健康管理”，与健康乡村建设相结合。二是挖掘民间中医特色技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下乡进村，推动经验方转化为标准化公共服务项目，使乡土知识转化为乡村治理的文化资本。三是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旅游+康养”融合发展，以产业振兴反哺服务供给，构建“医、产、文”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新场景。
第四，补短：以民生兜底彰显乡村治理温度。一是深化医养结合，鼓励二级以下中医医院转型为乡村康复院、护理院，将中医药康复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回应乡村深度老龄化挑战。二是实施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加强藏羌彝医药医疗机构建设和民族医药纳入医保支付工作，把民族医药振兴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三是构建“一老一小”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将中医药干预嵌入乡村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提升治理回应性。
治理保障机制的构建
其一，构建多元协同投入机制。改变单纯依赖财政投入的格局，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中医康养设施建设，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治理格局。其二，建立以“健康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将基层中医药服务占比、慢病控制率、村民满意度纳入对乡镇政府和医疗机构的考核，以考核问责倒逼治理效能提升。其三，强化法治化保障。加快修订完善地方性中医药法规，将乡村中医药服务的机构建设、人员配置、经费保障以法规形式固化，避免“人走政息”，确保政策稳定执行。
结语
推动四川乡村中医药服务提质增效，本质上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健康领域的具体展开。管理者应立足乡村治理的深层逻辑，通过机制创新把资源沉下去、让人才留下来、使服务活起来，实现从“行政输血”向“治理造血”的转变。紧扣八字方针，将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让农村居民在家门口享有优质的中医药服务，为健康四川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坚实力量。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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