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明
历经长征的红军将士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过草地是长征中最大的艰难。说起来有“三难”：行难（会随时陷没，必须找到有草根处才能下脚）；食难（无人区搞不到粮食）；宿难（泥泞遍地，找不到干燥之地）。而且满地的水不能喝，不仅喝了会送命，伤口进水也会红肿、溃烂。卫生部门的人虽尽力设法医治，但医药有限，治愈者很少，所以过草地牺牲者最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草地的艰难远超雪山，这里没有炊烟、没有村落、没有生路，只有无边的沼泽、泥潭与饥饿。”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实地重走草地后感慨：这片死亡沼泽绝境，仅凭人类常态意志与肉体耐力根本无法存活。
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述，侦察连六班长崔华义，是江西黎川25岁的小伙，陷入泥潭后，十多个同志想援救，可就是都没办法援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泥潭吞噬，在茫茫草原上为他开了个简陋的追悼会。侦察连三排战士张伍才，是25岁的福建青年，饿得掉了队，半夜独自追赶部队，陷入泥潭光荣牺牲了。工兵连二排长丁华齐，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泥潭吞没。红一军团直属队1300余人，进入草地后，4天掉队250人，牺牲120人；5天掉队增至300余人。
长征中期红军减员最多就是在软草地上。《红军长征记》中描述，软草地上死去的人都是立着死的，有的三五人在一起，七八人在一起死的也不少。死去的人少数被淹没了，多数没有被淹没，尸体僵硬，姿态各异，有的举手在挣扎，有的和别人拉着手……后续部队无需向导，只要沿着一具具尸体，就能找到前边的部队。
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政治委员王平回忆，“即便我们知道这些战士冻得不行，而且身上都是单衣，也确实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等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班一个班的都牺牲了——都是活活冻死的！有的整个班就这么抱着一块儿陷了下去。”
而饥无可食则是过草地的头等难题。红一军团红三团老红军蔡长风回忆，部队在毛儿盖休整三日集中筹粮，军委要求每人储备15斤青稞，当地成熟粮食已被先头部队耗尽，指战员只能采摘晚熟刚灌完浆的青稞，搓粒备粮。过草地时红军多有饿死，实在没吃的，一些掉队战士拨翻牛羊粪便、拣吃里面尚未完全消化的青裸麦粒。许多战士饿得实在无力行走，只能在草地上等死。每天清晨，收容队都会发现身体完全冰冷的长眠者，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这样长眠草地的红军战士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承受着战火、饥饿、严寒、沼泽、伤病叠加的极致磨难的红军，用绝境求生的壮举印证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样感言：“雪山草地的征途，磨灭了肉体，却淬炼了灵魂。红军将士在无人区的绝境坚守，没有奢华的誓言，只用一步一步的跋涉证明：他们是为苦难民众、为民族未来而战的队伍，这种纯粹的信仰力量，足以震撼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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