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滨正在认真梳理、核查案卷材料。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璐璐
凌晨三点，地区审查调查中心的监控室内，梁春滨目光如炬，指尖在记录本上轻轻划过一行文字。屏幕微光映照他的面庞，他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密切留意留置对象的细微情绪与举动。
31年来，梁春滨的工作轨迹始终没离开大兴安岭。1995年，22岁的他来到呼玛县十二站林场，从营林技术员一步步成长为副场长。那段与落叶松为伴的岁月，既淬炼出他坚韧果敢的品格，也让他参悟出“守林”与“守纪”相通的道理。正如他在2016年调任呼玛县北疆乡纪委书记时所说，从“管护林木”转向“教化人心”，是从祛除山林的病虫害转向了清除思想上的“病虫害”。岗位在变，可他那股“身子正了，腰杆才硬”的韧劲，始终未改。
调任后接手的第一桩案件，就让梁春滨犯了难。一名村主任因违规公款吃喝被举报，涉案金额仅有几百元，当事人还是相交多年的老熟人。处理轻了，唯恐寒了群众的心；处理重了，又怕挫了干部干事的积极性。梁春滨接连两晚没能睡上安稳觉，他把那张报销凭证反复翻阅十几遍，最后想通一个理：“几百元看着不多，可在村民眼里，这根‘刺’扎下去，比利刃更伤人。”依规依纪处理后，那名村干部一度情绪低落。梁春滨没有一查了之，而是多次找他谈心，帮他打开心结、卸下思想包袱。后来梁春滨下村督查，远远看见他正领着村民修灌溉渠，裤腿挽到膝盖，看见梁春滨就笑着说：“梁书记，当初那棍子打得值，现在我干事腰杆都硬。”梁春滨没过多寒暄，目光掠过他那双沾满泥的鞋，便动身奔赴下一个村落。在他看来，处分不是工作的终点，能够引导人知错改错、重整旗鼓履职尽责，才是真正的过硬。
2018年，梁春滨被抽调到地区审查调查中心，就任留置安全员的岗位。他的职责是保障留置人员的基本生活，安排一日三餐、协调每日两次的体检，观察留置人员的情绪变化，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并与专案组沟通。
面对对抗情绪强烈的留置对象，梁春滨摸出一套“笨办法”：递一杯温水，帮着垫高枕头，耐心倾听对方唠叨家长里短。他记得，有一次一名留置对象抵触心理极强，梁春滨在监控前守了几个小时，观察到对方辗转难安、彻夜不眠，便进入房间递了一杯热水，倾听他诉说家里的难处，直到对方接过杯子，他紧绷的心才松下来。
“不少留置对象并非本性顽固，更多是内心恐慌无处排解。”梁春滨说，连续几日的温情沟通，对方身上的对抗情绪慢慢消解。这便是他理解的“刚柔并济”，纪律准则刚性不容逾越，但教育挽救要饱含人文温度。
梁春滨坚守岗位的背后，是对家庭沉甸甸的愧疚。2022年疫情防控期间，梁春滨经历了长达84天的闭环值守。彼时，妻子刚确诊恶性肿瘤，术后转移需要定期接受放化疗；父亲因脑梗后遗症长期卧床、进食困难。梁春滨回忆，那段时间他甚至抽不出空隙回家取件厚衣服，只能坚守在办公区里。某个深夜换岗，他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话筒里传来妻子虚弱的声音：“没事，我刚给爸喂了半碗粥。”听筒紧接着传来父亲急促的咳喘声。梁春滨握着电话，眼泪在眼眶打转，却不敢发出一丝声响。父亲离世时，他正身处留置任务一线。赶回家推开家门，客厅内，父亲的黑白遗像静静摆放。“我慢慢跪下去，膝盖磕在地上的那一刻，才真切感觉到‘我回来了’。”梁春滨伸手摸着照片里父亲的面容，像从前每次回家那样，只是这次触到的是冰冷的玻璃。“我终究没能为他递上一口热水。”这件事，成为他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
妻子手术治疗期间，他同样因在岗值守无法陪同照料。对女儿，他心中更是满怀歉意，女儿那句“爸，我像是没人管、放养长大的”他始终铭记于心。如今，每晚睡前给女儿发送一条“吃饭没”的微信，成了他弥补亲情的一种方式。
在大兴安岭工作大半辈子，梁春滨常常感悟，落叶松的品格和纪检监察工作有共通之处：“落叶松在冬天零下四十摄氏度还绿着，纪律这根弦也得常年紧绷；松树扎堆生长、连成片，根连着根护着土，正风肃纪同样要依靠制度建设、抓在日常，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更重要的是，松树成材周期漫长，“一棵碗口粗的落叶松要几十年才能长成，风气养成也不是一夕之功，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日常。”梁春滨说。
距离退休尚有数年，常有新来的年轻干部向梁春滨请教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心得。他反复叮嘱，要沉下身子，多下村倾听老百姓心声，许多问题藏在老百姓的家常闲谈之中；要守得住本心，基层工作繁杂琐碎，把规矩落到实处就是最大的实绩；对得起群众的真心相待，更要对得起入党时许下的铮铮誓言。
傍晚下班，梁春滨沿着乡路往家走，路边的落叶松在风里晃着枝桠。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女儿回的微信：“爸，我吃饭了，你下班慢点儿走。”远处松涛阵阵，梁春滨笑了笑，轻声自语地说：“老百姓的眼睛亮着呢，你踏实，他们就信你。身子正了，腰杆才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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