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 刘祥平
今年清明节，我代表兄弟三人与家父生前的老警卫一行，在苍南县政协、埔坪社区埔坪村领导及亲属陪同下，回到家乡。我们在浙南革命老区“刘先同志纪念碑”前，祭扫、植树、敬献花篮，表达哀思。关于家父刘先，我只能仅就自己所知一二写出些回忆片段，借此鞭策自己和家人，以表纪念。
家父1915年10月生于平阳（今苍南）矾山镇埔坪社区拱桥内村。自幼因家庭贫困，只上了两个月私学。10岁时就给地主放牛，忍饥挨饿，时常遭地主的打骂和凌辱。这一时期，幼小的他形成倔强、刚直和嫉恶如仇的性格。1935年，父亲得知矾山一带有一支由青年农民组成的赤卫队，打地主、治豪绅，影响很大。他费了很多周折终于加入了农民赤卫队。1936年4月，刘英、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进驻浙南，他加入了红军挺进师。从那时起，他绑紧草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9月，我父亲任鼎平县委书记，经历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还曾参加创建浙南根据地，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是南方十四个游击区之一，也是革命老区。父亲一直跟随刘英坚守在浙南根据地。1939年7月，家父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奔赴延安抗大学习。1945年9月，我父亲从延安随党政军北上，日本投降后转入东北战场，参加三年之久的解放战争和新政权的建立，在南满军区司令部任组织科长时，先后参加了沈阳解放战争和“四平保卫战”，在战役中左脚受伤，后转入地方工作，随军向北满黑龙江挺进，一边剿匪，一边建政。1949年东北先行解放后，我父亲一直坚守林业战线工作三十余年，先后任黑龙江省绥化森工局局长，黑龙江省委林业部处长，林业部哈尔滨森工局局长、省林业厅副厅长，牡丹江地委专员兼林业部部长，吉林省林业厅厅长等。
父亲献身林业后，奋战大兴安岭十载。1964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决定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1964]92号文件：“开发大兴安岭林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鉴于过去几次试图开发，进去都没有站住脚，这次既然我们下决心进去，就一定要站住脚，一定要取得全面胜利”。鉴于1955年和1958年两次进入原始林区开发撤转下马的经验教训，第三次开发建设，将其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作出指示：过去雪山草地都过来了，原始林区你们也一定进得去，站住脚，中央要求你们一定要站住脚，一定会取得胜利。
1964年6月，大兴安岭林区会战指挥部成立，铁道兵三个师八万官兵，东北内蒙林业抽调两万干群，共同挺进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我父亲被任命副总指挥兼生产部部长。到了1966年3月，父亲兼任了大兴安岭特区林管局局长，特区武装部第一书记。大兴安岭是我国北部边陲，高寒地带，气候霜期长达半年多，最冷时零下50多摄氏度，极为闭塞。那里当时无铁路无公路，物资十分紧缺，条件非常艰苦，当地人形容说：“滴水成冰，吐痰成钉”，“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男女同穿戴，五月六月吃干菜”。在林业部和省委的直接领导指挥下，我父亲认真贯彻《大兴安岭林业开发建设规划方案》，集领导班子集体智慧，提出了“铁道先行”，“对口包建”，“两条腿走路”的具体办法，坚持党群干部，“五同”“五带”的作风，即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研究工作；带头学毛著，带头艰苦奋斗，带头克服困难，带头勤俭节约，带头遵守制度，采取了“五小”精神，即小爬犁，小手斧，小砖窑，小扁担，小土篮，就是用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白手起家。我父亲那代人创造条件搞建设抓生产，广大军队干部职工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业，站住脚，安下家，走向胜利。十年来的开发建设，特区建成了8个林业局，51个林场，年产木材276万立方米，累计供材1733万立方米，上缴国家税金1.6亿元。
我父亲在林区与十万军民奋战了近十个春秋寒冬，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抵制反对“左”的错误路线，团结同志，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努力工作，为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原始林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革中，他受到残酷斗争，遭到反复批斗，文革后复出，他身患癌症，在上海手术时受到了上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陈沂的关爱。恢复身体后，他听从组织安排，组建了我国林业战线上第一支部队建制的黑龙江省武装森林警察总队，任党委副书记总队长，这支部队从四十年前的林业护林队，到公安警察大队，再到武装警察部队。离休后，我父亲还是关心林业的发展，特别是1987年“5·6”大火和1991年“7·1”洪水灾情，他每天在家查看地图，关注了解灾情，并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联系，谈自己多年打火救灾的体会……
我父亲一向深入群众，注意调研，平易近人，不讲究职务高低。1982年离休后回到故乡温州，组织上又给他安排温州市政协副主席职务，他牢记早年在延安时期毛主席的教导，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一到任，就积极参政议政，鼓励支持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为温州的改革开放建设事业出谋献策。他还给年轻的政协委员讲红军的故事，讲延安精神，讲党和非党合作与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时值温州撤地改市，新老干部交替，事务千头万绪，受到了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好评。1984年，他诚恳地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提出：“我已年老多病，不要再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就把它让给年轻的同志吧！”王芳书记听后深受感动，提议把父亲安置在杭州市省级干休所安度晚年。而后，他每年都要抽出两三个月时间，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克服右眼切除、左眼只有0.3微弱的视力等困难，先后到刘英、粟裕战斗过的地方，撰写了几十万字的革命史料。他还深入浙南老区、边远山区，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做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带领家乡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成一所“刘英小学”，一条5.5公里的乡级公路，一条5.5公里的农村照明输电线路……这一宗宗、一件件事，无不倾注父亲对老区人民的一片深情。
1995年5月22日11时30分，父亲因病在哈尔滨逝世，享年80岁。1997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为他题写了“刘先同志纪念碑”的碑文。父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从浙南游击区到东北解放区，从参加红军到延安“七大”，在莽莽林海雪原，驰骋疆场，奋斗终身。他始终是农民的儿子，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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