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言
离开家去外地参加工作的前一晚,我再一次在家里的书房驻足良久,目光停留在了父亲的剪报本上。
第一次和父亲的剪报本相遇,还是在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为了找到被父母藏起来的手机,我翻遍了家里的边边角角,甚至不惜撬开衣柜高处上锁的箱子,本以为我心心念念的手机就被藏在了那里,然而我却翻到一本本用粗线装订的本子。虽说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但好奇心驱使着我翻阅那些本子一探究竟。翻开一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省、地市三级的报纸和许多父亲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都可以在那里面找到踪迹。精彩的诗歌、散文、新闻、言论都被父亲一一剪了下来,贴在了本子上,仔细地写上对应的年月日和相应栏目的编辑。
第二次和它们相遇,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亲朋好友团聚之后,父亲多喝了几杯。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微醺的父亲却拉着我谈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属于他们这代人的青春岁月。80年代绕不开文学,自然也绕不开父亲的剪报本。他打开那个落满灰尘的箱子,用力抖了抖本子,像是要抖掉这些年生活给予他的尘埃。那些充满激情与狂热的时光,从密密麻麻的字迹里苏醒了过来。父亲停止了诉说,但我却从他的沉默里看到了当年他在繁重的工作劳动之后,在沉寂的深夜,伏案读报的样子,双眼充满了对文字的渴望。也感受到了当年,他把自己写好的稿子投递进邮筒时,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
父亲剪下来的文章,都是当年他在翻阅了报纸和杂志之后,深深打动他的精品。有吉狄马加的诗歌、史铁生的散文、安石榴的小说,也有父亲最喜欢的作家阿来的访谈。剪报本里我最喜欢读的仍是史铁生发表在1991年1月《上海文学》上的《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我在中学课本里读过多次。或许是出于阅读史料的癖好,自从拿到了《我与地坛》最初问世的面目,我便不愿放弃了。在我读大学的日子里,隔壁班的一名女同学在一次闲聊中,提到了她对读到《我与地坛》杂志版的热切渴望,我便赶忙把那本载有历史印记的剪报本送给了她。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那些剪报本在我和她的手中传递多次,我们一起寻找了多篇文学史上的原始印记,那些最初发表在杂志上的名篇,成为了我和她共同的青春烙印。
这些年,我总是把父亲的剪报本带在身边,失意时读它们,得意时读它们。父亲虽然已经搁笔,也没有成功地把自己一次次写下的文字变为铅字,但是那些年父亲在文字里抵抗过的黑夜,早已化为一缕温暖的烛光在我的生命枝头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