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敬晗
暮色降临时,我播放了一首《鄂伦春小唱》。沙哑的嗓音裹着风声,仿佛从时光深处传来:“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这首歌不仅描绘了鄂伦春族猎人骑马持枪、狩猎劳作的场景,我还从这炽热的旋律里听到了鄂伦春族群众对家乡的热爱与民族文化传承的自豪感。
文化传承能够确保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记忆得以延续。但当我翻开人口普查数据,鄂伦春族一栏的数字令人心悸:目前全族仅存不足万人,能流利使用母语者不足百人。这个数字背后隐含着一组更残酷的对比——国家级非遗“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平均年龄68岁,而全族30岁以下年轻人中,能完整讲述一个传统狩猎故事的比例不到3%。这些冰冷的数字让我想起蒋冬梅在《远去的驼鹿》中的比喻:“我们像守着一盏快要熬干的油灯,拼命用手拢着那点微弱的光。”
真正刺痛我的,是书中那个用桦皮哨模仿犴鸣的清晨。在蒋冬梅笔下,鄂伦春人神秘、浪漫而富有灵气。祖父消失在晨雾中的背影,葬礼上突然响起的鄂伦春语歌谣,这些场景在我眼前交织成一幅文化日渐消逝的图景。当祖母说:“到你爸爸他们,就剩下一个一个的词儿,到你们,就啥也没有了。”我突然意识到,消失的不仅是语言词汇,更是一个民族认知世界的独特维度——鄂伦春语中12种描述积雪状态的词汇,30类划分动物足迹的术语,正在被“下雪了”“动物脚印”这样笼统的汉语替代。
三百年前,鄂伦春人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构建起独特的知识体系。他们用桦树皮记录星象,以鹿哨声传递方位,萨满服上的铜铃能辨听风中的讯息。狩猎不仅是生存手段,更是与自然对话的仪式:出发前要向山神“白那恰”敬献烟草,捕获猎物后要唱歌安抚灵魂。这种将万物视为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通过代际口传得以延续。“桦树皮”“驼鹿”“山神”牵动着每个鄂伦春人的心,构成了独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图腾。但随着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当玻璃器皿取代桦皮盒,当GPS导航替代星象定位,现代文化的迅速发展冲击着传统的鄂伦春文化,使得整个文化传承的链条出现了致命裂痕。对于新一代鄂伦春人来说,文化传承面临着重重困境。
面对如此危机,每个人都应该投入到这场拯救文化困境的行动中来。我们需要超越标本式的保护模式。首先应在教育体系中重建山林课堂,让孩子们在辨认植物、观测气象时使用鄂伦春语词汇,让“犴达罕”(驼鹿)“依日嘎”(猎犬)成为活着的语言而非博物馆标签。其次要激活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当桦皮纹样出现在服装设计,当狩猎故事改编成动画短片,传统便能获得新的载体。最重要的是尊重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年轻人将传统民谣改编成电子音乐,在短视频平台收获百万播放,这种自发创新比任何保护条例都更具生命力。
当前的保护工作已呈现多维探索。政策层面,《鄂伦春民族文化保护条例》将语言传承纳入基层考核;技术领域,学者用动态捕捉技术保存狩猎手势的肌肉记忆;更令人欣慰的是民间行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关金芳开设工作室,不仅传授桦皮技艺,更教会学员辨识三十种树皮特性。在阿里河镇的民族学校,课间游戏是“狩猎术语”翻牌比赛,孩子们在嬉笑中记住了“托河依”(松鼠)“古落依”(鱼叉)等濒危词汇。
一曲终了,窗外的城市灯火依次亮起。我知道,在某个教室里,孩子们正用鄂伦春语朗读新编的童谣;在某个直播间,年轻人穿着改良狍皮衣弹奏电子口弦琴。文化的消逝与重生,本就是一场永恒的春日轮回——旧叶飘落滋养土壤,新芽终将在裂缝中奋力萌发。只要还有人记得如何用桦树皮卷一支会说话的哨子,鄂伦春文化的春天就永远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