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军
七月，我回到了曾经就读的母校。清风拂过校园内樟子松，带着松脂和书香的味道迎面袭来，阳光透过叶隙在斑驳的墙面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三十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季节，一个留着长发、穿着西装的青年踩着这样的光影，走进了这所曾经饱受火灾洗礼的中学。
他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是我文学写作的启蒙者。后来，他不仅成了我和妻子的媒人，更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
1987年的夏天，呼兰河畔的师范校园里，他目光坚定地把毕业照塞进行李中，义无反顾踏上北上的列车。在这之前，他本该回到家乡的重点中学报到，但他却在报纸上看到了大兴安岭遭受“五六”火灾的消息，那满是残垣断壁的照片深深触动了刚毕业的他。当他乘坐的501次列车驶过塔河，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窗外的白桦林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火烧后的黑土。而他抵达目的地后，如火如荼的灾后重建场面又再次感染了他，从此，他便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他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全班四十双眼睛都新奇地打量着他。那时的林区老师，穿的都是的确良衬衫和军绿色裤子，哪里见过留长发、穿西装的老师。后排的男生见到他偷偷笑，他却没在意，转身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名字，笔锋瘦硬，带着点柳体的筋骨。
让我们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文化功底异常深厚。在授课过程中，他从不按照写好的教案讲授，取而代之的是身临其境般的侃侃而谈。他在讲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时，毫不夸张地在黑板上画出洞庭湖的层层波浪，当画到“衔远山，吞长江”时，粉笔灰簌簌落在他的衣襟上，像落了一场细雪。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时，他完全脱离课本，在他绘声绘色的讲解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作者对现实的逃避与超脱渴望，借夜游荷塘，试图从自然景色中寻找片刻安宁，暂时逃离现实的压抑。在他的讲述中，我似乎也触摸到了他远离家乡的那份淡淡乡愁与孤独。在诸多同学中，我或许是少数能读懂他这份心境的人之一。
课堂上，他对我们说：“只有赋予文字生命，文章才会写得更动人。”于是，他在春天里带我们去采山野菜，让我们闻着达子香的香味写句子；夏天，他领着我们去山顶看日出，风中带着松针和泥土的气息。那一刻，李白的“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便自然而然涌上心头；秋天，他带领我们采野果，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竹篮晃悠着，野果的甜香混着他的叮咛，像饱满的秋实，落进了我们心里最软的地方；冬天到了，他则领我们去贮木场，看工人把圆木堆成小山般的楞垛，他曾意味深长地教导我们：木头的每一圈年轮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而贮木场内的每一座楞垛，都是一部饱含着林区工人血汗的故事集。在他的熏陶下，我对文字写作变得愈加痴迷。
他的宿舍在教学楼后侧，十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半堆着书，一半堆着学生的作业本，略显凌乱。我总在晚自习后去他那里问问题，推开门就能闻到书香混着松木的味道。在我的记忆中，无论多棘手的问题在他的轻松讲解下都会迎刃而解，而他的讲解永远都充满了轻松与诙谐。
他的书桌上永远摊着一本稿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标题栏里写着“大岭记事”。有一次我偶然间好奇地问：“老师，您在写小说吗？”他慌忙合上稿纸，有些窘迫地嗫嚅着：“瞎写着玩，等你们毕业了，我就能坚持把它写完。”
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早，十月就飘雪。他穿的西装和喇叭筒裤在雪地里总显得格外单薄。每次走进教室，他的耳朵都冻得通红，但他却毫不在意。很快，便沉浸在课程的讲解中。
斗转星移，他书桌上的稿纸越堆越厚，却没见到成书的影子。有一次我半夜经过他的宿舍，灯还亮着，那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有些落寞。
在他教过的众多学生中，唯有我知道他在写那些火灾后重建的房子，在写那些在废墟上栽树的人，在写灾后重建的教室里书声琅琅的故事。
他说要出版一部“大岭记事”的集子，而且承诺“等忙完这阵子就写”。他总这么说，可校内校外的各种琐事总是让他团团转：帮助单亲且即将辍学的学生筹措学费，代替其他科任老师看护学生晚自习，帮助舍务老师值班，领着久病的妻子四处求医。平日的他就像上满发条的钟表一样不停忙碌着，他所说的“这阵子”似乎遥不可及，因为总也忙不完。
初中毕业后不久，我又一次来到他的宿舍，只见他孤独地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曾经涂鸦过稿纸散落在床上，最上面一页写着：“火灾过后的第四年，我又把一批毕业生送出校门，这时图强的树又绿了，像是谁用毛笔蘸了颜料，一笔一笔涂上去的，我很愿意成为其中的一片绿叶……”
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初中毕业后的第三年，那篇题为《爱在灯火阑珊处》的散文写的就是他带领我们复习时的场景。那时的他已经是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当我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时，电话中的他高兴得像得了奖状的孩子，声音都在发颤：“当初上学时你的作文就写得好，我就说你能行，因为你的字里行间不但有温度，还有生命。”
在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上，他喝了点酒，脸颊泛红，第一次跟我说起呼兰河畔的师范校园：“那时候我总在呼兰河边上写东西，觉得自己能写出比萧红还好的文字……”他顿了顿，望着窗外的松树，“文字这东西，像火，能燎原，也能取暖。有些故事，比写出来的文字本身更重要……”
后来，我几经调转，工作虽有变动，但我对写作痴心不改，和他的那份师生情也愈加真挚。每次回图强，我都要去学校看他。他还在那所中学工作，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是学校的党总支书记，昔日的长头发变短了许多，喇叭筒裤换成了直筒裤，人显得更加精干，他的办公室还是堆满了书籍和各类文件，只是那叠《大岭记事》的稿纸，被压在了最底下，纸边都泛黄了。
老师，您还写吗？我问他，他笑了笑：“好久没动笔了，等忙完这阵子再写……”此时他的眼睛亮得像夏天的星星。
2023年秋天，我成功加入了大兴安岭作家协会，在通知他这一喜讯时，电话那面的他非常兴奋，声音略显苍老，但还是铿锵有力：你发表的所有文章我一字不落地都读过了，也念给学生听，他们都说，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写咱们大兴安岭的故事。
最后他说自己马上要退休了，那些没写完的稿子他还要继续写，也许在楼下晒晒太阳，到河边散散步，早起爬山去看看日出就能有灵感写下去了。此时此刻，我突然明白：老师并非作家，但他却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学生的生命里。他虽未著写传世之作，但看到学生的文字里浸润着大岭的风，闪耀着教室的光，便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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