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

□仝润祖

如何界定有用与无用？评判的标准又是什么？

所谓“用”，往往指可折算之功利、可量化之效能，如舟行于水，车骋于陆，其用昭然若揭。然庄子却以“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隽语，从有用和无用的争辩之中脱身，得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并非顽庸者的哀鸣，实乃对生命本真价值的深邃凝望，与千载后西方存在主义的某些哲思一同闪烁出了人类的思维火光，共同为“人何以存在”这一永恒谜题，提供了超越工具理性的别样解答。

庄子立论，常以“无用”为生命挣脱外在规训、守护内在灵魂的完整。其笔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的散木，正因“无所可用”，方能逃离斧斤之灾，蔽数千牛，成就其“大用”。此“用”非为世俗尺度上的效益，而在于生命自身无待于外的蓬勃生长与灵魂自由。“宋人资章甫而适越”，其用在于交易流通，此世间之“用”；“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其“用”恰在于维系其习俗与身份之认同。庄子所警醒者，正是当“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时，那看似稳固的“有用”定义，却园囿了人作为人的特殊性，使生命在追逐“被需要”“有价值”的循环中，迷失本真的重量与深度。而本真对人自身发展有多重意义。

在西方，存在主义哲人们虽语境迥异，但其精神内核却与庄子之思形成奇妙的呼应。他们同样直面一个“神已隐退”的宇宙，发现人的“存在”先于任何预设的“本质”。萨特宣称“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这自由既是重负，亦是尊严的源泉。此刻，“有用”与否的社会约束，恰是那试图将人凝固化、物化的“本质”陷阱之一。若人仅以其社会功能来定义自身，则与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何异？加缪笔下日复一日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其行为在功利视角下全然“无用”，甚至荒谬，但他对荒谬的清醒认知与永不屈服的反抗，却正是在这无意义的行动中，确立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与尊严，此谓“我反抗，故我存在”。这种对内在价值的坚守，与庄子对“无用”的颂扬，实有精神血脉的暗通。

由是观之，“无用之用”的深邃，在于它为人类个体在社会的宏观叙事与个人的存在价值间，寻得了一种安顿生命的独特姿态。它并非劝人逃避实际，自暴自弃，而是启迪众生不被外界所奴役、不为功利标准所捆绑。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闲适，在其时代背景下，相较于汲汲于功名的“有用”，正是一种“无用”的选择；梭罗于瓦尔登湖畔的隐居与沉思，在工业文明的凯歌高奏中，亦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些“无用”的实践，为生命开辟了回归本真、涵养精神的空间，使其得以避免在工具理性的洪流中化为冰冷的符号。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照见所有时代功利主义铁幕的局限，邀请每一个思考的灵魂，去探寻那超越功用的、更为本真的存在价值。当我们在效率与数据的迷宫中迷失方向时，不妨倾听这古老而弥新的智慧：有时，那看似“无用”的坚守与内在的丰盈，恰是抵抗生命意义被掏空的最坚实堡垒，是我们在星光与尘埃之间，确认自身存在的真我。